关注老清华人文学术史在90年代蔚为一时潮流。在发掘、整理未刊文献方面，清华大学中文系出版的“清华文丛”贡献最大。最近，该套丛书出版了一本勾勒清华人文学术发展轮廓的资料书《清华人文学科年谱》（齐家莹编撰，孙敦恒审校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）惠及学人不少，但也有一些缺漏和不精确之处。读后略有所感，爰拉杂书之，以就正于编者及读者。
据本书内容提要介绍：“本书按编年体记述了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各系、所从1925至1952年间人文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重要事件，包括各系、所的建立和沿革、人员编制及流动、课程设置、学术活动和重要学术成果、教授的教学与研究活动、学术行止等”，以此来看全书，应该说，编者的基本目的是达到了。在此我想提出的一点商榷是，对社会学系的处理似乎不大得当。“编撰例言”里说：“社会学系自1941年5月由文学院转入法学院，考虑其连续性及学科性质，仍将该系有关内容列入本书。”这我就不大理解了，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，社会学属社会科学，不属人文学科，如果说1941年以前因社会学系属文学院而将其有关内容列入已有些勉强的话，考虑到其“学科性质”而继续列入恐怕就没有多少道理了。也许是编者的疏忽，我们在1941年5月以后的记述中，还不时可以发现把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列入文学院代表之中。依我的私见，要想名副其实的话，可以有两条处理办法，一是将社会学系的内容悉予祛除，二是考虑到文法学科的密切联系，除人文学科外，加入社会学系、政治学系、经济学系、法律学系的有关内容，书名改题《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年谱（1925－1952）》较为恰当。两种办法，似乎后一种更好一些。
本书所处理的对象涉及的学科、人物、制度、人事等方面的内容极为繁杂，巨细不遗，悉数敷陈既没有必要，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。这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。
应该说，在大关节目上，编者把涉及清华人文学术的重要点都把握住了。读完本书，可以对清华人文学术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有一个清晰的印象。以年月日为序排列内容，即便是采用的资料不甚新鲜，这一做法导致的结果本身就是有一定价值的。从资料价值看，我认为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，编者取自《清华周刊》、《清华学报》、《社会科学》、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》、《当代评论》、《独立评论》、《国学月报》、《国学论丛》、《国文月刊》、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（吴宓主编时期）等刊物上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著述目录及内容简介。这一内容很难见之于其它资料书籍，编者首次做了较为系统的检索和编撰。其中《当代评论》、《独立评论》、《国文月刊》等并非清华大学主办的刊物，但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参与较深，自应将有关内容列入。没有一定的学术基础，是无法发现这一点的。如果要作一些补充的话，我认为编者系统检索的刊物还应补上《世纪评论》、《观察》、《新路》等几种。这几种刊物均是抗战后较为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，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多有文稿发表，这也是了解清华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密切关系所不可不看的。顺便提一句，读过《清华周刊》的人似乎应该知道20－30年代清华校园文坛上极为活跃的学生曹葆华和李长之，而本书对前者只约略提及，后者根本未提，多少留给人一点遗憾。
本书在有些细节的处理上不够准确。如第7页关于吴宓聘请王国维执礼甚恭一段，编者引自孙敦恒《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》一文。孙文称其引的是吴宓在《日记》中的记述，我们查阅吴宓日记，根本找不到这段话，而实际上这段话出自《吴宓自编年谱》；第192页介绍的《社会学报》第2卷第1期，应为《社会科学》第2卷第1期；第371页，编者称潘光旦的《优生原理》由观察社作为“社会学丛书”也是不准确的，应为“观察丛书”；第399页的“人名索引”实质上是人名介绍索引。还有一些问题不知是一时笔误还是排印错误。如第185页“罗尔钢”应为“罗尔纲”；第307页《读关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》应为《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》；第346页季镇淮《贺昌君著：魏晋清谈思想初论》应为《贺昌群著：魏晋清谈思想初论》。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些，希望将来如有再版机会时予以校正。
本书编者齐家莹女士长期任职于清华大学图书馆，利用该馆丰富的馆藏旧书、旧报刊的条件是十分优越的，在搜罗、整理资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，因而全书的内容才如此丰满。无论是对于一般文史爱好者还是专业研究者，本书都不失为一本有益有用的书。其不足处概括言之，主要是学术眼光不够精审，出现了一些遗漏，极个别地方略有前后抵牾之处。这些，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再版时特别加以注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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